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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书单︱海表里博士硕士眼中的一堆好书

作者:澳门银河注册网站 发布时间:2019-05-10 阅读: 转至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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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常读常新的经典,也有重要的前沿研究。国内外知名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在2018年都读了哪些好书?他们是如何评价这些书的?


庞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増淵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秦漢帝国成立過程の社会史的研究》,弘文堂,1960年;中译本《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战后日本秦汉史学界的研究脉络主要有三:“秦汉帝国形成史论”、“古代帝国崩坏论”和出土文献研究。其中,第一个研究脉络又渊源自三部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増淵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と構造》和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然而这三部著作的命运各不相同,西嶋的著作在20世纪末便翻译为中文,以《二十等爵制》的名称为中国学界所周知,被中日学界奉为经典之作;増淵的著作虽在日本学界享有盛誉,但直到2017年,才有中译本问世;木村著作的影响力似乎最为有限,即使在本土,也不太为人所关注。

増淵此书由他相继发表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专题论文组成,主体是50年代的诸论文,后增补了60年代的几篇。全书分别探讨了战国至秦汉“任侠”习俗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秩序;官僚制所形成的国家组织及政治秩序;公田、郡县等专制君主权力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通观全书,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其一,虽是对旧有论文的整理与改写,但逻辑性、体系性极强。这得益于増淵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即氏族制社会崩溃过程中新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形成之原因,及其相互关联。在这一问题意识下,新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便共享了同一个历史背景和人际关系“母体”,进而再讨论这一“母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二,増淵特别关注所谓的“心”、“情感”、“人际结合关系”,他“重视赋予制度骨骼以血肉的固有社会条件”(籾山明语)的态度与坚持,也是这部著作独特的魅力所在。

张琦(清华大学历史系)

东晋次:《後汉时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

在这个政治史还算流行的年代里,不断变化的材料解读方式与层出不穷的新兴理论一再刺激着读者的感官,研究者的目光也反复聚焦于那些富有争议的命题,制造出一个个学术热点。与此情况略显反差的是东汉时期的政治史研究,古代史研究者们谈起这一时代往往沿袭着许多年前豪族、士大夫抑或外戚、宦官、士人等集团论,甚至是“清流”、“浊流”两条不同线路的斗争论说法,面对材料限制,从历史书写的角度也往往只是文本层面的分析,对于深入那个时代的整体的政治社会变化情况,我们的解释极其贫乏。

作为战后日本秦汉史学界“古代帝国崩坏论”这一研究脉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代表著作,东晋次对汉代乡里社会的研究乃是承接增渊龙夫、西嶋定生等对“共同体”的讨论,并重新梳理东汉政坛的不断更迭而产生的不同性格豪族,由此出发,来理解所谓豪族以及清流士大夫的问题,回应了川胜义雄、宇都宫清吉、多田狷介等人对豪族问题的研究,将乡里社会的分裂与上层政治的线路斗争贯通起来,并且注意到儒家思想在东汉政治文化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对此时代的特征与要素作了较为全面的联系,而通过这样一种视角再去理解魏晋察举制度与党锢事件等问题,似乎不必另作概念与材料上的翻新。

刘亚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欲了解中古中国的历史面貌,佛教是绝对绕不开的一环。东汉以来传入的佛教,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形态,更是深入触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欲了解该时期的佛教生长、发展与变化,译经、地理、谱系及学术是首要学习的知识,从这个角度说,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目前最佳的佛教史著作。

“材料丰富,考证精确”历来是对该书最概括的评价。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此书告诉我们的除了佛教的历史脉络外,更需要我们学习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方法,综合利用僧传、经序、佛教故事、碑刻等材料,条分缕析地进行考证工作。

王雨舟(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

吴展良:《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本书是台湾大学历史系吴展良教授关于中国现代学人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的一本重要著作。作者有力地指出,中国现代史研究长期以来的关切点在于中国如何面对西方强势、甚至是优势的文明。在具体研究中,外国学者固有轻视中国的心理,中国学者也带着批判传统、改造现状的心态治史,其所得若非“西学东传史”、“冲击—反应史”即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所支配。在此种情形之下,如何真正摆脱柯文所提出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作者认为应当建构“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从“中国传统的学术性格”、“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两方面入手,分析被研究者的作意与作品内涵。

在本书中,作者选取严复、梁漱溟和傅斯年三人,深入析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动力以及面对西方时的基本态度。作者指出,澳门银河注册网站,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特质并非限于“追求富强”,而是具有一种深沈的、对现代化核心要素——理性主义的排斥。从实证的研究上来看,无论是引介西方、深入西方学术、文化的第一人——严复,还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梁漱溟,甚或进步派学人——傅斯年都以传统“求道”心态为根本,追寻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和原初生命力。本书不仅仅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极具深刻意义,更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整个中国现代史研究做出反思和创新。如何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构筑以中国为主体的现代史研究典范,本书可为一借鉴。

Andrew Liu(多伦多大学历史系)

Kate Brown , 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凯特·布朗:《“钚托邦”:核心家庭、原子城市与美苏钚燃料生产的恶果》)